撸撸射 李浩、王炫宁丨官学遏抑下的文本改写与史实重构——《四库全书总目·熊峰集》概要发覆

注：本文发表于《古典文学研究》第八辑（中国海洋大学出书社2023年12月），此为作者Word版，援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李浩敦厚授权发布！官学遏抑下的文本改写与史实重构——《四库全书总目·熊峰集》概要发覆李 浩  王炫宁摘抄：《四库全书总目》误采《明史》之说，将石珤的最终官职讹为文渊阁大学士。《熊峰集》有明稿本、明刻本、明手本、清刻本等不同版块，四库馆臣未能详辨是书版块源泉，误认《熊峰集》《恒阳集》为二书，又因明刻本含有政事违碍字句，遂将其列入《存目》。《总目》对《熊峰集》艺术立场、文学史地位的月旦高度程式化，忽略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演进的复杂性，其基于“尊茶陵而抑七子”之预诞生场采纳性采撷成说，证成己见，带有锋利的学术建构意味。要道词：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学；茶陵派；石珤；熊峰集《四库全书总目》（下称“《总目》”）辨章学术，考镜源泉，自问世以来等于公认的治学神态，然堂庑既大，偶有失照在所未免，是以胡玉缙、余嘉锡、李裕民、崔富章、江庆柏、魏小虎等前修时彦均有专书或专文对其加以补正。比年，笔者承乏点校明代茶陵派作者石珤文集，反复研读《总目》之《熊峰集》《别本熊峰集》概要，深感四库馆臣论及《熊峰集》版块源泉、艺术立场、文学史地位等问题时虽远瞩迭出，然考之史实，亦殊有未尽之处，故不揣谫陋，草成此文，供治四库学、畿辅学及明代文学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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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珤终官问题

《总目》记石珤官吏经历有误。《熊峰集》概要云：

明石珤撰。珤字邦彦，藁城东谈主，成化丁未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谥文隐，改谥文介，事迹具《明史》本传。[1]

四库馆臣叙述作者生平，凡正史见载者，例云事迹见某史本传，但正史未必是最早史源，故《总目》所论不免间有减轻。就石珤而言，研究其生平的一手府上圈套是杨一清《大学士石公神谈碑》（下称“《神谈碑》”）、《明实录》、佚名《大学士石文隐公珤传》，《明史·石珤传》不外是据上述文件檃栝而成。今考杨一清《神谈碑》云：

今上（笔者按：指嘉靖帝）入嗣大统，会吏部缺尚书，廷议首以公名，上报“可”。……修《孝宗实录》，为副总裁官。壬午，遣祀阙里及东岳、少昊陵。既还朝，复主癸未会试事。甲申，奉手敕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典机务。乙酉，《武宗实录》成，赐宴礼部，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2]

焦竑《国朝献徵录》卷一五《大学士石文隐公珤传》所载与此略同[3]。《明世宗实录》卷九七“嘉靖八年正月”条下亦云：“丁巳，致仕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石珤卒。”[4]据此，石珤非仅“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而是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终官。《明史·石珤传》于“诏以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5]“珤加官，自太子太保至少保”[6]间漏叙石珤除武英殿大学士事，故《总目》亦未言及。又，详玩《总目》明代诸别集概要，知四库馆臣评隲明东谈主诗文大抵采信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之说，《熊峰集》概要阐扬尤为昭着。然考钱谦益《列朝诗集》石珤小传云：

珤字邦彦，藁城东谈主。……嘉靖三年，兼文渊阁大学士，直内阁。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进武英殿。六年致仕。谥文隐。[7]

朱彝尊《明诗综》石珤引言亦曰：

珤字邦彦，藁城东谈主。……升礼部尚书，转吏部，入直文渊阁，进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8]

《列朝诗集》《明诗综》叙石珤“入直文渊阁”以后的官吏经历甚明，《总目》既参考钱、朱二东谈主之书，却在此等触及作者生平的要道处未能正确迻录，宜乎先哲深憾于其书成众手、时时失之眉睫[9]。

二、《熊峰集》版块诸问题

《总目》梳理《熊峰集》版块源泉多有疏误。为更好评释问题，兹先援引《别本<熊峰集>》概要于下：

《别本熊峰集》四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明石珤撰。珤有《全集》十卷，已著录。案朱彝尊《明诗综》称珤所闻名《恒阳集》，曲周令皇甫汸删定为四卷，诗仅一百九十余首。今此集题作《熊峰先生集》，前后无序跋，诗亦一百九十余首，而《诗综》所录惟《春日杂言》《秋莲曲》《会昌宫词》三首在汇聚，其《送邵国贤》《芟田行》《春渡滹沱》诸篇皆未之载。疑此为初刊别行之本，非汸所选，故集名亦各不同，然卷数、篇数又合，殊不可解。今未饶恕刻，其同异莫能详也。[10]

按“《别本熊峰集》四卷”即嘉靖初年皇甫汸编选的明刻四卷本《熊峰先生文集》（下称“明刻本”）。《总目》疑《别本熊峰集》“为初刊别行之本，非汸所选”，原理有二：一是朱彝尊《明诗综》“称珤所闻名《恒阳集》”，而《别本熊峰集》“题作《熊峰先生集》”，二者称号不同；二是《明诗综》所录“惟《春日杂言》《秋莲曲》《会昌宫词》三首”在《别本熊峰集》中，“其《送邵国贤》《芟田行》《春渡滹沱》诸篇皆未之载。”试验上，这是由于四库馆臣“未饶恕刻，其同异莫能详”带来的扭曲。所谓“《明诗综》称珤所闻名《恒阳集》，曲周令皇甫汸删定为四卷，诗仅一百九十余首”云云并非朱彝尊的发明，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第五“石少保珤”条小传亦曰：

珤字邦彦，藁城东谈主。……所著有《恒阳集》，曲周令皇甫汸删定为四卷，诗仅一百九十余首，其言曰：“盖欲好意思爱则传，是以其存无几。”正人善之。[11]

而《明诗综》《列朝诗集》所言均袭自皇甫汸自述。今国度藏书楼、上海藏书楼等地所藏明刻本前皆有皇甫汸自序，其辞曰：

曲周令皇甫汸为选编熊峰石相公《恒阳集》者，依奉于簿书之暇，雠校数四，删定再三，盖欲好意思爱则传，是以其存无几。乃得五言古诗二十七首，七言古诗五十一首，五言律诗四十八首，七言律诗一十六首，五言绝句二十一首，七言绝句二十九首，赋三首，记六首，序四首，碑一首，志铭一首，告文一首，对一首，说二首，传五首，赞四首，凡二百二十首，汇为高下二册，分为四卷，一曰古诗，二曰律诗，三、四曰杂著。间有以一字而害一句，以一句而害一章者，亦罢职僭为更订。除将原集留贮以备校雠鱼豕外，谨抄录呈览。谫浅之见，深不自安，尚俟郢斤，庶敢寿梓。汸顿首顿首主臣主臣。[12]

今通不雅明刻本，每卷卷首均题作“熊峰先生文集”，版心均作“熊峰文集”，全书收录诗歌192首，知皇甫汸“雠校数四，删定再三”的《恒阳集》就是《别本熊峰集》。四库馆臣困惑于卷数、篇数投合而集名不同，乃因未见明刻本原书及皇甫汸序，兼以误读《明诗综》语，遂讹《恒阳集》《熊峰集》为二书[13]，令后世徒增聚讼。明刻本发行后流传极广，俞宪《盛明百家诗》、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摘抄石珤诗歌均以此书为蓝本，直至康熙九年所刻十卷本《熊峰集》（下称“清刻本”）问世后，它才慢慢被后者取代。明乎此，则知《总目》所言“《诗综》所录惟《春日杂言》《秋莲曲》《会昌宫词》三首在汇聚，其《送邵国贤》《芟田行》《春渡滹沱》诸篇皆未之载”并非偶而。盖钱谦益《列朝诗集》刻于顺治九年[14]，摘抄石珤诗歌则更在此之前，是时梁维枢“从藁城石氏所得文介公诗文秘本”十三卷（下称“梁维枢过录本”）[15]秘而未宣，清刻本尚未问世，唯有就明刻本取材；而朱彝尊论石珤诗歌立场因袭《列朝诗集》[16]，录石珤诗作亦本于明刻本，如斯一来，至清刻本中方有的《送邵国贤》《芟田行》《春渡滹沱》三诗自然不可能出当今《明诗综》里。四库馆臣受制于书本版块等客不雅条目，疏于磨练此事的前因闭幕，故所言多有未谛。

四库馆臣叙清刻本成书历程通常失之疏阔。《熊峰集》概要云：

皇甫汸尝删定其集为四卷，岁久板佚。国朝康熙丁未余，余姚孙光炀为藁城知事，得别集遗稿于其家，为合而重刊之。嗣闻真定梁清标家有其全稿，乃购得续刊，共为十卷，即此本也。[17]

试验上，清刻本的发行远莫得如斯告成。今考清刻本试验出资东谈主、藁城知事孙光炀《<熊峰先生文集>序》（下称“孙光炀《序》”）曰：

承乏公邑，于旧所刻《熊峰集》读公诗文，心窃慕之，乃访求于公之子孙，欲得其全。公孙诸生鼎、萃、平出公所遗藏者共多少篇，且谓予曰：“前有裒然盈帙者，以谋梓不遂，为好之者匿去，遂尔缺失焉。”[18]

复参孙光炀《<熊峰先生文集>凡例四则》（下称“《凡例》”）云：

《文介公集》前有皇甫司勋选本，仆读而好之，欲得其全，然出之于石氏者，仅半于司勋本。后得兵宪公采选者，方有望洋之叹，遂分类排印。毕事呈宗伯公，公喜，更谋诸光禄公，因发兵宪公所藏全集，始为不雅止，乃复因类谋梓，不不错初续分也。仆之羡慕先贤，固形诸梦寐，然犹童蒙之拾香草。惟宗伯公指切文体，仆乃幸无过失之愆，是表章之实，固在两公也。[19]

“兵宪公”即梁维枢，据其子梁清远《<石文介公集>跋》（下称“梁清远《跋》”）云：

先医师笃古好文，积书充栋，从藁城石氏所得文介公诗文秘本，帮衬不以示东谈主。罢官里居，选其尤者成帙，以传示子孙。[20]

梁维枢选本今存，即明见正人阁手本《熊峰集》三卷（下称“明见正人阁本”）。孙光炀取得此本是通过中间东谈主许澯。据孙光炀《序》，当其为“欲得其全，然出之于石氏者，仅半于司勋本”深感缺憾时：

嗣有诸生许澯曰：“梁光禄公、宗伯公雅有表章文介公诗文之意，家有藏本，敢往丐之。”乃蒙出其先公慎可公所采选者多少卷，因得快所仰止……敢付诸梓而敬序之。[21]

不错看出，孙光炀开头“合而重刊”《熊峰集》时，责任原本有三：一、明刻本，即《总目》所谓“皇甫汸尝删定其集为四卷”者；二、石珤后裔“诸生鼎、萃、平出公所遗藏者共多少篇”，即《总目》所谓石家“别集遗稿”；三、明见正人阁本，即孙光炀《序》所言“慎可公所采选者多少卷”、《凡例》所谓“兵宪公采选者”。昭着，在《总目》行文中，原本三为四库馆臣所忽略。《总目》言清刻本最终成书云“嗣闻真定梁清标家有其全稿，乃购得续刊，共为十卷”[22]，叙述亦过于简易。试验上，孙光炀将其开头“合而重刊”的《熊峰集》呈给梁清标（即“宗伯公”）指正时，引起后者极大敬爱，这才得以通过梁清标由梁清远（即“光禄公”）处购得梁维枢“从藁城石氏所得文介公诗文秘本”十三卷（即前揭“梁维枢过录本”），于是孙光炀“始为不雅止，乃复因类谋梓”。清刻本成书历程如斯鬈曲，以致其定本“自一卷至四卷为诗，五卷、六卷为文，七卷至九卷又为诗，十卷又为文”。《总目》相识到了清刻本“刊板已定，不成依类续入”“体例丛脞”的特色，但未能正确动态还原其历程，揭橥其成因。又，考梁清远《跋》云：

余姚孙令君来宰藁城，阐扬风化，博学好古，欲犒赏先贤遗文，以问于不佞，不佞出先医师所选《文介公集》并未选全本授之。令君又访于其家，得《别集》数篇，并刻以传。[23]

将此跋与孙光炀《凡例》所言相参，可知清刻本之发行，梁清标仅功在“指切文体”，梁清远才是明见正人阁本、梁维枢过录本的提供者。《总目》将“表章之实”悉数委诸梁清标，与事实不符。

此外，出于政事偏见，《总目》刻意降低了明刻本的价值。《别本<熊峰集>》概要云：

以此虽旧本，而不足康熙中所刻新本之赅备，故录其新本，而此本附《存目》焉。[24]

四库馆臣把清刻本抄入《钦定四库全书》（下称“四库本”）的同期将明刻本列入《存目》，给出的学术原理是“不足新本之赅备”，但这不外是阴事清廷出于政事违碍原因删削《熊峰集》、打压明刻本的藉词。自然，明刻本仅有四卷，并非完璧，但它是最早的石珤诗文集刻本，成书年代相去作者活跃的年代不远，呈现了清东谈主点窜前的石珤诗文原貌，极具校勘学价值。试举数例于下：

[1]中区之地，半多鍪帽。（《滹沱河赋》）[25][2]宜安城复，再收赵境，武灵台古，遥下藩弘。（《登封龙山赋》）[26][3]一失其几兮，何东谈主不哀。（《感双雁赋》）[27][4]韩来魏趋，秦驱蜀走，复有重译而至者，西南之东谈主。（《重修阳和楼记》）[28]

例[1][2][3]中“鍪”“藩”“何”，明刻本均作“胡”，例[4]“东谈主”，明刻本作“夷”，四库本一律撤换为强迫同义之词。这种出于政事意图的笔墨“润色”并不高尚，多数情况下，它导致表意功能搅扰、文学韵味尽失，如：

[1]常山太守首扼六合之吭，帐下猪儿竟破禄山之腹。……挽唐虞三代之遗凮，扫争战百年之余虐。（《滹沱河赋》）[29][2]想兴王之旧业，或寄迹乎荒野。……士遇清时，文达展登瀛之步。……盖自各国之扰，五代之乱，……燕赵之民，先王耕食凿饮之民也。（《登封龙山赋》）[30][3]汾阳死战禄山死，杲卿义名恒岳王人。（《九门城晨望》）[31][4]君之始来江南也，陛辞，赐蟒衣。（《荣哀录序》）[32]

例[1]“争战”、例[2]“五代”，明刻本原作“胡虏”“五胡”，修改后极易激发疑问、歧义。例[2]“耕食凿饮”，明刻本作“衣裳冠带”，因其隐含华夷之辩及歌颂华夏先主好事之意，故为四库本所改，以致读来十分硬涩。例[1]“帐下猪儿竟破禄山之腹”、例[3]“汾阳死战禄山死”中“禄山”原作“羯奴”，旨在贬斥安禄山，四库馆臣亦代为回护。例[2]“想兴王之旧业”中“兴王”二字，明刻本作“中兴”；“士遇清时”，明刻本作“士遇明时”[33]；例[4]“江南”，明刻本作“南都”，皆因政事违碍的原因遭到点窜[34]。

对于难以替换或违碍字句篇幅较长的方位，四库馆臣采纳径删。如明刻本《登封龙山赋》云：

开元之掠，长平之怨，女真之入，蒙古之僭，谷变千回，地经万战，民无固志，殆豆分瓜剖，遭离乱之孔多。[35]

四库本删去“女真之入，蒙古之僭”[36]八字，令赋作铺陈引出下文之势顿衰。肖似删省的负面影响在列传文中体现尤为昭着，如明刻本《孙佥事传》云：

会北虏寇云中，直与都御史王越、保国公朱永受诏北伐，将团营军五万东谈主。出山后，直乃奏用博纪官战功，阴欲中伤，缙绅危之。博曰：“论谏，吾职也，荣辱、存一火，命也，将安避乎？”遂行。既抵云中，虏势跋扈，每出战，辙令纪功官随行营。博虽书生，意气峭拔，兜鍪绣袄，弯两石弧，驰突万众，间如健将。时或聚议机务，益侃侃雄辩，指画利害，不少挫衄，直始心敬之，越亦从旁常常救护，得不死。师还论功。[37]

此一百五十字叙孙博沙场意气、书生傲骨，对其风神塑造至关进击，然因触及明王朝与后金的战争，被四库本一笔抹去，遂令传主业绩不扬、听说不名，并失文学的好意思感与史笔之严谨。

更进击的是，明刻本保留了诸多因政事违碍被四库本全文剔除的篇目，如：

[1]云中直抵甘凉城，胡东谈主不敢轻南下。（《送何兵部》）[38][2]宫中椎饱读进胡乐，司过不称秦与王人。……先皇冠服尚可改，家国大防毋自坏。（《拟古苕荣曲》）[39][3]城门土赤胡雾腥，塞草今非一冢青。（《朱仙豪客歌》）[40][4]闻谈关门犹锁钥，太平皇帝慎防胡。（《易州谈中》）[41][5]繄仁者之必寿，胡坎窞而多忧？……嗟孝顺之久稽，独怀愁而彷徨。（《告茔文》）[42][6]买置弓櫜间，长驱入西夷。（《拟古》）[43][7]谁言汉皇勤远略，东海西头尚高阁。（《苦热行》）[44][8]边书昨日至，杂虏寇梁州。（《从军行》）[45][9]御前细说和番事，六院都来陨涕听。（《会昌宫词》）[46][10]西南有佳气，边捷定怎样？（《早起》）[47][11]先皇奋起西南天，我公精忠白天悬。复兴旧京良不难，王师庙算贵万全。（《汉中曲》）[48][12]草木精明在，江山对日明。（《晚望次韵二首》其二）[49]

这些作品大都是战争题材，诗中或言夷狄之败，或称南有佳气，或曰复兴可待，或咏江山月明，故被四库本全文剔除，幸而明刻本犹在，不然后东谈主更难对石珤作品有全面的谛视。要之，明刻本被放入存目主淌若因过多触及明与后金战事及传统的华夷之辨，触犯清廷逆鳞，而非“不足新本之赅备”，《总目》给出的学术原理乃是藉词。

三、在“平允深刻”以外：《熊峰集》艺术立场发覆

《总目》评隲石珤诗文艺术立场流于程式化，未能揭橥《熊峰集》在文学创作立场上的多元面相。《熊峰集》概要云：

珤诗文皆平允深刻，具有茶陵之体……屡典文衡，皆力斥轻薄，使粹然一出于正。[50]

诗文“平允深刻”是《总目》最常用的文学批说书语，如四库馆臣谓宋东谈主蒋堂诗“平允深刻”[51]，称宋东谈主冯山“诗平允条达”[52]，评元东谈主刘敏中“诗文率平允深刻”[53]，称元东谈主刘秉忠“所作大都平允深刻”[54]。而当触及明东谈主尤其是茶陵派作者艺术立场的评价时，《总目》尤喜用“平允深刻”“温暖典雅”等表述[55]，可见此论不外是一种程式化的批说书语。自然，石珤曾耐久任职馆阁学士，其应制奉和、宴游酬唱作品确有雍容典雅、平允深刻之风[56]，但他一生走南闯北、宦海风浪，在应制奉和、酬唱问对而外，咏怀抒怀、写景咏物、挂家怀友、咏史怀古、题画论谈等不同领域均有触及，文风多变，艺术立场远非“平允深刻”四字足以樊笼。以石珤诗歌为例，除却《总目》所言，尚有以下三种典型立场：

一是崭新婉丽、冲澹自然，多体现于适意诗、拟古乐府诗，如：

[1]林塘鸣春鸠，忽忽过谷雨。繁红多辞柯，绿甲半出土。（《春日即事》）[57][2]枕上行沉，危楼望欲登。有时生两翼，飞到最高层。栩栩随园蝶，悠悠访寺僧。白云看未了，莺语落青绫。（《午梦》）[58][3]竹榻偏怜旧，绳枢不避穷。偶怀徐鲁钝，还愧食非躬。（《睡起》）[59][4]海棠庭院燕双语，恼乱无东谈主知妾心。（《长相想》）[60][5]清飙播柔弦，倏忽变炎凉。蟋蟀吟苔砌，宵行流夜光。……不足新秀时，摅此忠义肠。仰视西日速，怛然令内伤。（《拟正人有所想》）[61]

这五首诗或萧散自然，或愁想婉转，情绪透露如石隙汩泉，运笔崭新灵动，解脱了台阁体特定方针与框架闭幕。《春日即事》全篇写景，但字里行间情波流转，登科谷雨后这一时候节点切入，起笔鸠声清翠，崭新之感拂面，塘边鸟鸣中谷雨悄但是逝，这种“不经意”的时光荏苒之感暗透狡赖与不舍之情；三四句状写红绿，林花谢春，意境萧条，正欲伤逝，却见新绿破土晨曦，这一动态对比突显视觉张力，使整首诗歌的基调重回崭新明丽，颇有柳暗花明之境；《午梦》天趣盎然，逸态横生，梦里的石珤破坏了现世自然标准的不停，忽梦借翅登楼，忽梦蝶访寺僧，化用庄周梦蝶典故了无刻意的印迹，自然中注入禅意，末句余味无穷时莺啼中听，梦幻知难而退，颇具太白梦游天姥之风，留住无穷遐想空间。整首诗晴朗晓畅，庶几录用其解脱官场诸多闭幕、归来自然与自我盼愿天下的诚挚情愫；《睡起》慕颜回之乐，有乐天不雅刈麦之愧，石珤有感我方终究无力达到真隐之境，遂于冲瞻自然的隐居生计姿色中表达对自强门户、行云流水隐居生计的向往与力所不足的无奈与羞赧；《长相想》的海棠意象示意爱情主题，双燕反衬隔离情郎女子独守空屋的想念、伶仃与气恼之情，“恼乱”二字使得全诗的热枕表达带有女子特有的精采柔婉。全诗自然优好意思，字字含情，上海藏书楼藏明刻本《熊峰先生文集》批注称其“一字一泪”[62]；《拟正人有所想》汲取冷风、蟋蟀、苔藓、蟾光等寒冷凉薄的意象，借有志正人之口谈出酸甜苦辣、义士晚景两重伤心之事，全诗无一处铺陈雕刻，“不作关合，自然摄之。笔贵志高，乃与古东谈主同调”[63]，有汉魏遗凮。总的来看，石珤清丽婉转的诗作轶宋窥唐、自然运动、情愫诚挚，一定进度上阴事了其时格律僵化、用典泛滥的创舞弊症与平允虚饰的台阁之风。孙绪称“石阁老珤，贫窭力学，作诗纯用唐格”“有唐东谈主风流”[64]，可谓知言。

二是沉雄古峭、讽谕多致，多体现于石珤古体诗创作中：

[1]苍岩之山在何许，大行东来如马驻。上有千年不老之长松，下有清泉及茂树。……东谈主生发火百，日月凋红颜。安能不行乐，苦为名利悭。（《望苍岩行》）[65][2]北望瀚海何艰哉，龙蛇杂糅兼风霾。排天巨浪声如雷，长船大舰为之催。凌空喷石杂飞雨，幽岩白昼号鬼妪。砥柱顿折崩沙流，惊东谈主骇兽相视莫先语。（《北望瀚海歌》）[66][3]穴门紫气横亘天，高金为垒深为泉。飞湍溅沫几沉，涌作十丈吐花莲。（《金穴行》）[67][4]年年田中穧不敛，本年刮田如镜面。秋田虽好犹未熟，熟时更有还官谷。（《田家行》）[68][5]纺砖尚有未完线，绣帖犹藏旧镂纱。吁嗟吾儿不还家，城南愁杀双慈鸦。（《怨歌行》）[69][6]老婆唯有一弱子，不忍弃去携归山。已闻长吏税间架，恐有存一火鞭棰下。（《贫家行》）[70]

作者仰不雅苍岩山，遂生名利羁绊之忧，颇有《古诗十九首》之古意；北望飞沙卷瀚海，则生崩天鬼蜮之想；阅见高瀑堕金穴，则作十丈莲花之妙喻；听闻庶民历艰辛，则有笔端漫血之歌行。此类诗歌总体沉而不婉，着笔宏伟，间有棱角，大张大合，写壮景有峭拔阵容下的沉郁之吟，写东谈主间有讽苛吏、哀民瘼的忧生之嗟，高出了壅塞太平、鼓掌称快的馆阁之风，破坏了平允典丽的茶陵派积习。李东阳谓石珤“七言古诗尤超脱凡近，众所不足”[71]，梁清标言石珤“发为诗歌，沉雄古峭，可比空同”[72]，即指此类作品。

三是沉郁感伤、凄楚幽怨，多体现于咏怀诗。朱彝尊《明诗综》云：

少保爰立，在永陵初年，是时诸臣以议礼忤旨，帝初欲援以自助，而简洁自守，至三封内批，帝心弗善也。故虽位列中台，其诗多蹇产而不释，如云：“黾勉二十年，十事九失落。”又云：“东谈主生值命薄，所遇多不服。”又云：“虽云日偃仰，亦复成狭小。”又云：“趾发物已迕，意行悔邻接。”又云：“轩冕岂不华，一喜生众惕。”又云：“幡幡鸣春鸟，解使朝变昏。”又云：“古来忠与邪，时时激褊浅。”又云：“苟移造化柄，蒉土亦易崇。”又云：“宁为白璧碎，不作脂与韦。宁为钝剑折，不作钧与锥。”又云：“事去朝露空，安辨穷与达。”又云：“笺诰日纷纶，君臣彼此䛖。但闻都俞声，无复咈与吁。”又云：“终然千古下，忽有亲信叹。”盖当日纶扉之间，未尽和衷之雅，一起众楚，谁与为善。乃知东谈主生不得行胸襟，虽作相，与不遇等也。[73]

石珤虽身居高位，然不胜其寒，欲朴直讽谏，又遭斥蒙谗，纳闷失落的情绪遂化为创作冲动，朱彝尊所举《夜作》《拟古》《杂诗》《秋郊》等诗皆是其饱经忧患后的感伤之语。除却政事失落，石珤还饱受病痛折磨，举凡《秋日》《雨坐述怀》《病言》《病士》《病骥吟》《秋夜》等诗皆哀苦连续，凄楚动东谈主。对此，笔者已有专文酌量，兹不赘述[74]。

石珤著述立场通常呈现出多元面目。一是平允醇雅。《送杨太仆序》开篇敷陈圣贤“正心赤忱之学使万物新生”的论点，而后笔锋一溜，叙述严苛的蓄马令下供马地区庶民不成自给、致使不得不卖身应征的惨象，揭示其根源在官吏贪腐、商贾争利，指出恰是这些背离正心赤忱准则的蛀虫令东谈主民不得衍生繁殖，与篇首圣贤之言山鸣谷应；紧接着，石珤叮咛杨太仆不可非圣贤之言，要怀正心赤忱之说，以庶民之事为重，并将该准则扩大至百官。全文丝丝入扣，循循善诱，情理兼备，甘醇有圣贤之风。《孙佥事传》先述传主学识富足、颇得圣儒意境，后沿时候线略言其仕进事迹，杰出描写其直谏不阿之节，紧接着胪陈其随军征北时险遭粉碎之事。石珤姿色孙博拒却奸佞恩威并著则曰“论谏，吾职也，荣辱、存一火，命也，将安避乎”[75]，描写孙博文武皆擅则云“博虽书生，意气峭拔，兜鍪绣袄，弯两石弧，驰突万众，间如健将。时或聚议机务，益侃侃雄辩，指画利害，不少挫衄”[76]，其骁勇善斗，绘影绘声。文末移交孙博为奸东谈主所害的结局，令东谈主不胜唏嘘。《孙佥事传》罢职列传文的一般标准，规整平实，姿色准确天真，传主生平一望而可概知；同期，由于石珤自身阐扬廉吏，故特重孙博之浩气，兼摹其才学，全传挈领提纲，凛然有法，平允具史家之风。

二是诚挚晓畅。石珤上疏奏事条分缕析，指切短处，取法两汉、唐宋古文，内容充实，行文解放，逻辑运动，有谏诤气节，破坏了鼓掌称快的平允之风。《陈情疏》以乞归格式向皇帝敢言，先铺陈推奖之语，对仗工致，神想清逸，后借重提议“为今之计，不外清心省事，法尧舜之恭己等闲，稍用华文之与民休息汉典”，言辞恳切[77]：

尤愿皇上以四海为度，以终始为谨，治有端绪，不必责效于早晚之间；事可包荒，不必刻意于渊鱼之察；中才多可用之东谈主，不必求备；夷易有近民之实，不必务奇；培养元气，不令喜功生事之东谈主自扰于官守言责之间；见地庙堂，不令奇谲狡狯之辞杂进于谦和受善之下。[78]

《自劾不职疏》名曰自劾，实是讽谏，著述先陈天东谈主感应之说、述天降灾异之实，紧接着连气儿献疑谈：

陛下……宁不清心内视，略数本日之政有何阙失，有何敝漏，而致上天之谴怒不断如是乎？夫风者，天之号召也，号召不得其当，则风为虐。陛下之号召，始云有功者赏，今岂凉德而在高位，无功而食廪禄者多乎？始云有罪者罚，今岂忠信而有逮系，讨好而有脱死者乎？雨者，天之恩泽也，恩泽不得其平，则雨失期。陛下之恩泽，积则成川，汇则为渊，稿者得之沃，微者得之显。今岂有厌粱肉、贱纨绮而子民庶民或不遂温饱之愿者乎？[79]

石珤合计风雨分辨主天之号召与恩泽，天象变则东谈主君有贰过，这些骁勇的敢言无疑脱离了虚好意思东谈主君的台阁之风。紧接着，石珤愁肠地指出时下钱粮沉重、仓府冒领、奸吏欺民等问题，并提问谈：

陛下亦曾闻稼穑之困难，布缕之不易乎？……迩来鹾船贡艘，也曾其地，輘轹郡县，榜笞官吏，糟踏小民，不如鸡豚，残暴困穷，及于骨髓，其谁为陛下言之乎？……陛下虽有好生之德，赈发之仁，亦何救于沟中之瘠乎？六合之事，可痛如斯者，难以悉数。[80]

三个问句敏感责备，字字珠玑，临了再次提议建议，从发现问题、提议问题到怎样惩处问题，层层递进，信得过运动，有汉唐议奏的遗凮。

三是雄赡浩博。《登封龙山赋》先移交作者俯视冀州地面的概貌，后从东南西北四个见地分叙所见壮好意思景不雅，临了盛赞燕赵士风，行文高亢任气，意境雄健纷乱。行文以四字短句铺排磅礴，间夹少许四六句式增长阵容，如总不雅陶唐氏故都云：

天文别野，星当昴毕之区，泥土分洲，域界幽并之宅。川纡岭回，邑邑崔崔，陡壁耸秀，丹峰凝辉。晴瀑挂百寻之长练，颠崖转万谷之惊雷。[81]

再如西望井陉云：

平临三晋，遥控全燕，车不方轨，士可当关。料敌机危，痛左车之不遇，烧丹火伏，讶隋女之登仙。……雪霁西屏，冰封壁合，云销抱犊，堕珮遗钿。谁登望海之亭，直下螺峰之境。地出危簪，天开峻井，龙蛇蚴蟉，雨自东来，麋鹿奔张，泉从地涌。刘因有志，登福地而高吟；敬仲厚情，抚遗踪而内省。[82]

可谓战如韩侯张饱读旗[83]，游若谢公扶长歌。《滹沱河赋》通常起笔雄劲：

介然子将如东洋，放舟于滹沱之浦，览郡国，披山川，辨泥土，聆风泉，俯象六极，仰窥广博，问遗俗于故老，招海上之飞仙。[84]

水与土被视为生命之源，位列五行，登科山川、泥土意象，顿生穷古问谈的粗糙阵容；紧接着，石珤极言春雷攒动，乾坤水舞，古战场硝烟犹在，历史长星精明，古今代谢无穷，滹沱河壮景更激发了他无限的感叹：

乐未极而悲已生，日已夕而路犹远。既引颈而高唱，又一唱而三叹。[85]

时光飞逝，东谈主生倏地，旧事若过眼烟云，凡此种种，不禁激起石珤对天地时空的反想，令《滹沱河赋》全篇雄瞻浩博、奔驰太空。

四是凄切哀婉。《睹苍天文》展现了石珤鲜示于东谈主前的病急乱投医的病者形象。石珤目疾骤作，心中忧惧不胜，以至平素奉儒学为表率的他竟求神拜佛：

繄天之能，作物之则，始也何丰，后也何啬。内摇其精，外夺其色，岐扁无功，鬼神匪泽。於乎噫嘻！天其不测于吾乎……天乎，神乎，挑升无乎？胡多予之不幸而不闵予之无辜乎？[86]

漫长而凄怨的调治历程反复折磨着石珤的身心，他反复追问“天其不测于吾乎？抑其挑升于吾”[87]，文风哀怨、凄切，流浮现浓厚的生命毅力。《故甥赵妇周氏圹记》写丧亲之痛，先是记忆甥女年少孝顺长者、出阁后俭孝抓家的好意思好品德，片时悲呼：

呜呼！汝之德质，受福有地，东谈主东谈主能言之，不宜死；汝之早孤，晚当亨裕，不宜死；卒夭而死者，岂吾家祸大，波及于汝？[88]

石珤情绪茂盛，字字泣血，以至谈出“岂吾家祸大，波及于汝”等语。通常是白首东谈主送黑发东谈主，《贵闲儿坟记》乍看叙述畸形坦然：

吾儿贵闲六岁而夭，葬于县城南百五十余地鲍氏旧田。其北则吾外祖徐内翰茔地，西望，茂林郎家园在焉，坟高可隐。近坟苜蓿竟长，亩土赤埴，可耕作，吾家亦岁农于此。儿颖秀绝东谈主，头颅方耸，蛾眉纎长，出声清而婉。生于京师安福巷，母阳谷翟氏也。四月十二日，汝伯侍御暨汝父实葬汝，翰林搜检某记。[89]

但简短笔墨的背后却避讳撰述者丧女的莫大倒霉，闲居字句中涌动着肝胆俱裂的情绪。如果说《故甥赵妇周氏圹记》近乎韩愈《祭十二郎文》，情绪外露，那么《贵闲儿坟记》夸耀的则是格外悲恸下哀莫大于心死的坦然假象。石珤作记时字字皆勾起伤心过往，尤其说起男儿“声清而婉”之时，意料女甫六岁，童声稚嫩，是以清婉，然竟短寿，故而不忍卒章，实则哀恸之情暗潮澎湃。

五是嬉笑怒骂。愤时嫉俗的《媒说》以贸易惨淡的里媒向走当场任的大媒氏讨教作念媒知识为引，应用标志手法，借大媒氏嘲讽巧舌如簧、有福独享、有难祸东谈主的滑吏。通常是以女性标志官僚群体，石珤从充满生计气味的女性东谈主物起程，破坏了香草好意思东谈主的范围与臣妾心态的旧喻，行文正经辛辣，张扬鼎力，多用短句停顿，节律轻快，如大媒氏自论其说：

贞女易成，冶女难成，妍女易成，丑女难成，礼制家易成，失节妇难成。……抑吾闻之，嫁怨于东谈主，其怨将繁，贾祸自我，其祸始大。吾恐明王之世终无税驾之所，姑以卒岁利吾身汉典，乃更教女为之，吾不仁，吾不仁。[90]

四字短句王人整，描写大媒氏形象轻重缓急，片言一字即揭破投契者欺己害东谈主的歪理邪说，末尾连谈二句“吾不仁”更杰出其佯装骄气的不齿行为，天真非凡。

要之，石珤著述立场通常多元，对此，前东谈主早有揭橥，《南雍志》云：

初，珤法古为文，颇喜《庄》《列》。在南监时，取名士梅鹗为季试首，文体奇崛，为之一变。癸未，复主会试，所作录文，乃更醇雅，东谈主固莫能测也。[91]

昭着，《总目》未能以发展的眼神看待石珤文风的嬗变。一言以蔽之，石珤诗文立场的多元化特征与其丰富的东谈主生经历与精采的情愫息息关联。四库馆臣简便的以“平允深刻”四字概述石珤文学创作的总体特征，恐似一得之愚，未得其全。

四、“惟珤一东谈主”？——石珤文学史地位问题的探讨

四库馆臣基于“尊茶陵而抑七子”的预诞生场，采纳性采撷成说，挑升抬升了石珤的文学史地位，极易引起后世明代文学尤其是茶陵派研究者的扭曲。《熊峰集》概要尝言：

珤出李东阳之门，东阳每称：“后进可托以柄漂后者，惟珤一东谈主。”……当北地、信阳骎骎代兴之日，而珤独效能师说，屡典文衡，皆力斥轻薄，使粹然一出于正。虽才、学皆逊东阳，而湜湜抓正，不趋时好，亦可谓坚立之士矣。[92]

《总目》所引李东阳评价最早见于杨一清《神谈碑》，其辞曰：

越九年，以公事入京，时公已入翰林为搜检。予友少师李文正公每谓予曰：“诸后进可托以柄漂后者，其石氏季方乎！”自是予进出中外，公未以辈行。[93]

钱谦益对《神谈碑》所言无条目服膺，《列朝诗集》石珤小传云：

初入词林，李长沙亟称之，曰：“后进可托以柄漂后者，其石氏季方乎？”长沙又尝评其诗曰：“邦彦诗词皆中矩度，而七言古诗尤超脱凡近，众所不足。”盖正、嘉间馆阁著述得长沙之指授者，文隐其职志也。[94]

四库馆臣采信《列朝诗集》的不雅点，遂有“当北地、信阳骎骎代兴之日，而珤独效能师说”等说法，但这与文学史试验有一定的差距。事实上，四肢文学界首脑，李东阳“慨东谈主之才不易得，且不易成”[95]，素来阻挠扶携后进，“既得大位，愈自喜，携拔少年青俊者”[96]，史称“西涯喜延纳奖掖，故门生或朝罢，或散衙后，即群集其家，讲艺谈文，通日一夜，率岁中以为常”[97]。因此，李东阳从不惜于高度确定、歌唱后进，如其《华编修伯瞻墓志铭》即云：

初，伯瞻从其父廷佐君居京师，时未冠，学于杨邃庵应宁，与太原乔宇希大并价。予见伯瞻书势已逼东谈主，私喜吾湖南自后之杰，盖其在此。及伯瞻举乡试第一，连得进士，入翰林为庶吉士，汪寅轩、傅体斋二公奉诏受业，大见甄赏。每阁试，与藁城石珤邦彦相甲乙，授官为编修，予又喜曰：“此天是以玉其成也。”[98]

如果按照李东阳在本文的说法，华伯瞻致使不错与石珤“相甲乙”，但事实并非如斯。因此，“后进可托以柄漂后者，惟珤一东谈主”的歌唱乍崇拜量艰辛，但不宜在文学史研究中作念过度解读，它更应当被视作长者带有饱读舞意味的“话语”。非凡是当咱们计划到碑志、做事四肢应用型文体恒久存在的程式化书写传统[99]，以及《神谈碑》作者杨一清与石珤间的友好关系等要素时，更应将此语视作一种程式化的表达。事实也恰是如斯，“茶陵六正人”中，石珤最终得以入直内阁，进入机务[100]，政事地位最高，但若断言“后进可托以柄漂后者，惟珤一东谈主”“独效能师说”，则并不成树立。周寅宾先生即指出，四肢茶陵派后进，邵宝通常与李东阳关系甚密：

李东阳晚年写的《哭子录》中，有《次韵答邵国贤提学五首》，其中第一首写谈：“话别存一火异，论交父子真。书来刚慰我，读罢转愁东谈主。”这些诗句表达了李东阳与邵宝之间玉石俱摧的情绪。[101]

李东阳对情景门生邵宝十分器重，致使以绝笔录用[102]，无怪乎钱谦益《列朝诗集》邵宝小传云：

西涯既没，李、何之焰大张，而公独守其借鉴，确但是不变。[103]

《四库全书简明目次·熊峰集》概要亦言“李东阳主抓文柄，于门东谈主之中，许以代兴者，唯邵宝及珤”[104]。当独守借鉴、“许以代兴”等肖似评价同期出现于石珤、邵宝身上时，试验果决消解了其唯独性特征。更而且，不惟邵宝，《总目》评价其他茶陵派成员时通常用到了此类“话语”，如谓顾清“其时何李崛兴，文体将变。清自力守先民之矩矱，虽波澜气焰，未能极俶奇伟丽之不雅，要不谓之正声不可也。在茶陵一片之中，亦挺然翘楚矣”[105]；称陆深“当正嘉之间，七子之派盛行，而独以和平典雅为宗，果断不失其故步，益亦可谓有守者矣”[106]；推奖黄佐“于时茶陵之焰将熸，北地之锋方锐，独才能存古格，可谓不失雅音”[107]；评价王樵“其诗虽不成自辟神态，而冲和澹泊，要亦不失雅音。盖当七子争驰之日，尤能守成宏先正之典型焉”[108]。凡此种种，都与《熊峰集》概要的评价如出一辙，昭着，出于尊茶陵而抑七子的意图，《总目》对石珤的诗文立场与文学史地位均作念了程式化的评价。诚怎样宗好意思先生所言，《总目》尽力阐扬工于台阁体的茶陵派，阻挠揭示其诗文“典重和雅”的内在和谐性，而对茶陵派里面的非台阁体特征则一笔带偏激至挑升铁心无论[109]。与此同期，《总目》刻意将茶陵派塑造为文学界的守擂者，将前七子塑造为与之对立的门户加以降低，突显茶陵派诸子“效能正声”的高尚形象。但这种两军对垒、二元对立的叙述并非事实，它东谈主为割裂了茶陵派与前七子之间的估计[110]。实则前七子对茶陵派颇有采纳与发扬，明东谈主王世贞即言：“长沙之于何李也，其陈涉之启汉高乎？”[111]穆文熙亦云：“李公才思兼好意思，于何、李有倡始功，大似唐之燕、许。”[112]胡应麟更进一步指出：

成化以还，诗谈旁落，唐东谈主风流，几于尽隳。独李文正才具宏通，格律严整，高步一时，兴起李、何，厥功甚伟。[113]

要之，诚如前修时彦所言，前七子是在茶陵派的庇护下发展起来的[114]，“在文学方面，非凡是在文学表面见地方面，茶陵派与相沿派一致的方位是主要的，不一致的方位是次要的”[115]。《总目》预设文学月旦不雅念，单方面夸大茶陵派、前七子之间的裂痕，有毅力地将石珤置于茶陵派与前七子对垒的语境之中，组织对建构石珤形象成心的程式化话语张开评价，突显石珤平允深刻的台阁体文风和“当北地、信阳骎骎代兴之日，而珤独效能师说，屡典文衡，皆力斥轻薄，使粹然一出于正”的高尚文学史地位，意在高扬茶陵派、打压前七子，至于其动机，则源于清朝官方对“讲学者聚党分一又，时时祸延宗社”[116]的警惕和对台阁文柄下移至郎署文东谈主群体的担忧。缺憾的是，这么的评价忽略了石珤诗文立场的千般性，疏远了明代文学演进的复杂性撸撸射，靠主不雅采撷成心的史料证成己论，意味着《总目》的评价较之作者的本来面庞势必乌有，所谓“独效能师说”“坚立之士”仅仅四库馆臣不雅念先行下建构出来的“遐想的高尚”。

小 结

要而论之，石珤以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致仕，《总目》漏考史料，偏信《明史》之说，将石珤的最终官职讹为文渊阁大学士。《熊峰集》有明稿本、明刻本、明手本、清刻本等不同版块，四库馆臣未能详辨是书版块源泉，误认《熊峰集》《恒阳集》为二书，令后世徒增聚讼。四库馆臣将明刻本摈而无须，格式给出的学术原理是“以此虽旧本，而不足康熙中所刻新本之赅备，故录其新本，而此本附《存目》焉”，而内在的进击原因却是明刻本含有多量难以替换的政事违碍字句，出于政事偏见，《总目》刻意降低了明刻本在校勘、辑佚方面的文件学价值。《总目》对《熊峰集》艺术立场、文学史地位的月旦高度程式化，忽略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演进的复杂性，其基于“尊茶陵而抑七子”之预诞生场采纳性采撷成说，证成己见，带有锋利的学术建构意味。

注释：

[1]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集部二四·别集类二四》，中华书局，1965年，页1495。

[2] [清]唐执玉等《畿辅通志》卷一〇七《艺文·碑》，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50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页613。

[3] [明]焦竑《国朝献徵录》卷一五《大学士石文隐公珤传》，《明代列传丛刊》第109册，台湾明告示局，1991年，页536。

[4] 黄彰健校勘《明世宗实录》卷九七“嘉靖八年正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话语研究所，1962年，页2272。

[5]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九〇《石珤传》，中华书局，1974年，页5048。

[6] 《明史》卷一九〇《石珤传》，页5049。

[7] [清]钱谦益撰集《列朝诗集》丙集第五《石少保珤》，中华书局，2007年，页2944。

[8] [清]朱彝尊选编《明诗综》卷二五《石珤》，中华书局，2007年，页1285。

[9] 余嘉锡先生早就指出，《总目》“成于众手，迫之以期限，绳之以考成”，故“援据纷纶，似极赅博，及按其出处，则经部多取之《经义考》，史、子、集三部多取之《通考》《经书考》，即晁、陈书目亦未始覆检原书，不管其他也。及其自行考索，援引群籍，又时时失之眉睫之前”，见余嘉锡《四库概要辨证》序录，中华书局，2007年，页49。

[10]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五《集部二八·别集类存目二》，页1564。

[11] [清]钱谦益撰集《列朝诗集》丙集第五《石少保珤》，页2943。

[12] [明]石珤《熊峰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8册，王人鲁书社，2001年，页2。

[13] 更详确的论证参见李浩、段睿《<熊峰集>版块源泉考》，《藏书楼研究》，2022年第1期，页122-128。

[14] 参见都轶伦《<列朝诗集>编纂再探：以两种稿本为中心》，《文学遗产》，2014年第3期，页106-114。

[15] 对于此本的一脉换取详参李浩、段睿《<熊峰集>版块源泉考》，《藏书楼研究》，2022年第1期，页122-128。

[16] 如朱彝尊全文援引钱谦益“（石珤）诗淹雅清峭，讽谕婉约，有辞东谈主之风”的说法，见[清]朱彝尊选编《明诗综》卷二五《石珤》，页1285。

[17]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集部二四·别集类二四》，页1495。

[18] [明]石珤《熊峰集》，《中国东谈主民大学藏书楼藏古籍珍本丛刊》第127册，燕山出书社，2012年，页8-9。

[19] [明]石珤《熊峰集》，《中国东谈主民大学藏书楼藏古籍珍本丛刊》第127册，页19-20。

[20] [明]石珤《熊峰集》，《中国东谈主民大学藏书楼藏古籍珍本丛刊》第127册，页383。

[21] [明]石珤《熊峰集》，《中国东谈主民大学藏书楼藏古籍珍本丛刊》第127册，页9-10。

[22]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集部二四·别集类二四》，页1495。

[23] [明]石珤《熊峰集》，《中国东谈主民大学藏书楼藏古籍珍本丛刊》第127册，页384-385。

[24]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五《集部二八·别集类存目二》，页1564。

[25] [明]石珤《熊峰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25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页556。按本文引《熊峰集》，凡未加特殊评释，均同此本。

[26] [明]石珤《熊峰集》，页558。

[27] [明]石珤《熊峰集》，页654。

[28] [明]石珤《熊峰集》，页567。

[29] [明]石珤《熊峰集》，页556。

[30] [明]石珤《熊峰集》，页557-558。

[31] [明]石珤《熊峰集》，页506。

[32] [明]石珤《熊峰集》，页598。

[33] [明]石珤《熊峰先生文集》，页31。

[34] 由《登封龙山赋》的删改可知，除必须言明朝代的情况外，四库馆臣径将“明”字换成“清”字，即使“士遇明时”之“明”并非专指明代，而是泛指东谈主生遭遇。四库馆臣致使连程式化文体的套词也修改，如“吴母李氏墓志铭”前即脱“明故”二字，见[明]石珤《熊峰集》，页682。

[35] [明]石珤《熊峰集》，页558。

[36] [明]石珤《熊峰先生文集》，页33。

[37] [明]石珤《熊峰先生文集》，页54。

[38] [明]石珤《熊峰先生文集》，页14。

[39] [明]石珤《熊峰先生文集》，页15。

[40] [明]石珤《熊峰先生文集》，页15。

[41] [明]石珤《熊峰先生文集》，页24。

[42] [明]石珤《熊峰先生文集》，页49。

[43] [明]石珤《熊峰先生文集》，页6。

[44] [明]石珤《熊峰先生文集》，页12。

[45] [明]石珤《熊峰先生文集》，页19。

[46] [明]石珤《熊峰先生文集》，页30。

[47] [明]石珤《熊峰先生文集》，页20。

[48] [明]石珤《熊峰先生文集》，页15。

[49] [明]石珤《熊峰先生文集》，页21。

[50]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集部二四·别集类二四》，页1495。

[51]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集部五·别集类五》，页1309。

[52]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集部六·别集类六》，页1319。

[53]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集部二·别集类二》，页1438。

[54]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集部一九·别集类一九》，页1421。

[55]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集部二四·别集类二四》，页1494、1497。

[56] 若《章锦衣园饯克温》“朱荣悬弱葼，清樾护修干”[[明]石珤《熊峰集》，页492]、《送王司徒分韵得五字》“象不雅有卷舒，理玩月三五”[[明]石珤《熊峰集》，页494]、《瑞莲和李内翰》“五云成朵还高下，十丈吐花定有无”[[明]石珤《熊峰先生文集》，页25]、《正德丙寅二月九日与修孝宗皇帝实录恭述以诗》“小才惭袜线，挥翰意漫漫”[[明]石珤《熊峰先生文集》，页24]、《东阁奉试梧桐夜雨》“黄金井边玉辘轳，银瓶取水声琅琅”[[明]石珤《熊峰集》，页502]、《恭睹临雍释奠敬述以诗》“云开大成殿，桧柏郁葳蕤”[[明]石珤《熊峰集》，页493]等句，多摹景不雅，平允淹雅，或于瓜亭坐看云卷云舒，或赞陛下天恩挥翰不尽，或聆井瓶取水回响琅琅，或言殿阁所见桧柏青葱，舒徐温暖，典丽有台阁之风。

[57] [明]石珤《熊峰集》，页491。

[58] [明]石珤《熊峰集》，页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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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明]石珤《熊峰集》，页520。

[60] [明]石珤《熊峰集》，页515。

[61] [明]石珤《熊峰集》，页497。

[62] [明]石珤《熊峰先生文集》，页8。

[63] [明]王夫之《明诗评比》卷一《乐府》，上海古籍出书社，2011年，页19。

[64] [明]孙续《沙溪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26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页603。

[65] [明]石珤《熊峰集》，页508。

[66] [明]石珤《熊峰集》，页626。

[67] [明]石珤《熊峰集》，页627。

[68] [明]石珤《熊峰集》，页503。

[69] [明]石珤《熊峰集》，页516。

[70] [明]石珤《熊峰集》，页628。

[71] [清]朱彝尊选编《明诗综》卷二五《石珤》，页1285。

[72] [明]石珤《熊峰集》，《中国东谈主民大学藏书楼藏古籍珍本丛刊》第127册，页389。

[73] [清]朱彝尊选编《明诗综》卷二五《石珤》，页1286。

[74] 李浩、方艺融《破坏“茶陵正统”：疾病与石珤的文学创作》，《古典文学研究[6辑]》，中国海洋大学出书社，2022年，页123-146。

[75] [明]石珤《熊峰先生文集》，页54。

[76] [明]石珤《熊峰先生文集》，页54。

[77] [明]石珤《熊峰集》，页561。

[78] [明]石珤《熊峰集》，页561-562。

[79] [明]石珤《熊峰集》，页563。

[80] [明]石珤《熊峰集》，页563-564。

[81] [明]石珤《熊峰集》，页557。

[82] [明]石珤《熊峰集》，页557-558。

[83] 鲍桂星《井陉》诗云：“萆山木叶飒飒风，疑是韩侯张饱读旗。”见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卷逐个四，中华书局，2018年，页4861。

[84] [明]石珤《熊峰集》，页555。

[85] [明]石珤《熊峰集》，页556。

[86] [明]石珤《熊峰集》，页573。

[87] [明]石珤《熊峰集》，页104。

[88] [明]石珤《熊峰集》，页660。

[89] [明]石珤《熊峰集》，页660。

[90] [明]石珤《熊峰集》，页576。

[91] [明]焦竑《国朝献徵录》卷一五《大学士石文隐公珤传》，页536。

[92]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集部二四·别集类二四》，页1495。

[93] [清]唐执玉等《畿辅通志》卷一〇七《艺文·碑》，页613。

[94] [清]钱谦益撰集《列朝诗集》丙集第五《石少保珤》，页2943-2944。

[95] [明]李东阳著，周寅宾编《李东阳集》卷二八《华编修伯瞻墓志铭》，岳麓书社，2008年，页765。

[96] [明]王世贞《艺林卮言》卷六，中华书局，1983年，页1044。

[97]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六《诗三》，中华书局，1959年，页234。

[98] [明]李东阳著，周寅宾编《李东阳集》卷二八《华编修伯瞻墓志铭》，页765。

[99] 东汉蔡邕已有“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的感叹，语见[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八《郭太传》，中华书局，1965年，页2227。《洛阳伽蓝记》卷二载赵逸之言曰：“生时中和之东谈主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王法之吏，埋轮谢其耿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王人，谣言伤正，华辞损实。”见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2010年，页66。若夫唐东谈主石刻、碑铭文辞撰写的程式化、模板化，白居易已有“铭勋悉太白，叙德皆仲尼”“为文彼何东谈主，想见动笔时。但欲愚者悦，不想贤者嗤”“不镌实录镌虚辞”之讥。陈寅恪先生亦曾指出唐东谈主做事中存在刻意借鉴经典的叙事与姿色倾向，这对触及东谈主物生平的史料的信得过性形成了冲击，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三联书店，2001年，页227、200。这种碑铭应用文体撰写程式化、模板化的不宣之规至石珤期间仍在延续。

[100] 罗玘官终南京吏部右侍郎，邵宝、顾清官终南京礼部尚书，鲁铎官终南祭酒，何孟春官终南京吏部左侍郎，分辨见[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六《罗玘传》、卷二八二《邵宝传》、卷一八四《顾清传》、卷一六三《鲁铎传》、卷一九一《何孟春传》，页7345、页7245、页4889、页4433、页5070。

[101] 周寅宾《李东阳与茶陵派》，湖南师范大学出书社，2008年，页262-263。

[102] 钱谦益《列朝诗集》：“越三十年，以侍郎予告，西涯作《信难》一篇以贻之，以欧公之知子瞻及子瞻之服欧公者为比，盖西涯之绝笔也。”由此可知邵宝在李东阳心目中占据进击地位，见[清]钱谦益撰集《列朝诗集》丙集第五《邵尚书宝》，页2970。

[103] [清]钱谦益撰集《列朝诗集》丙集第五《邵尚书宝》，页2970。

[104]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简明目次》卷十八《集部六·别集类五》，古典文学出书社，1957年，页790。

[105]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集部二十四·别集类二十四》，页1497。

[106]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集部二十四·别集类二十四》，页1503。

[107]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集部二十四·别集类二十四》，页1503。

[108]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集部二十五·别集类二十五》，页1509。

[109] 何宗好意思《<四库总目>茶陵派月旦中需要校正的几种不雅念》，《阅江学刊》，2013年第6期，页98-132。

[110] “尊茶陵而抑七子”之说始于钱谦益《列朝诗集》，其辞曰：“国度休明之运，萃于成、弘，公（笔者按：指李东阳）以金钟玉衡之质，振朱弦清庙之音，含咀宫商，吐纳和雅，洞汉乎，洋洋乎，长丽之和鸣，共命之交响也。北地李梦阳一朝崛起，侈谈相沿，攻窜窃剽贼之学，诋祺先正，以劫抓一生；关陇之士，坎壤失责者，群起惊叹，以击排长沙为能事。王、李代兴，祧少陵而祢北地，目论耳食，靡然从风。”[[清]钱谦益撰集《列朝诗集》丙集第一，页2699-2700]钱谦益将茶陵、七子对垒，采纳性疏远二者之间的估计，推奖茶陵派脱胎于台阁体“吐纳和雅”的一面，贬斥前七子的相沿立场，东谈主为放大了两派之间的互异[参见张欢、冯小禄《文权之争：前七子派与茶陵派关系原论》，《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页88-93]。四库馆臣对钱谦益之说有所相沿，合计“二百余年，两派彼此赢输，盖皆理势之势必”[[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集部二十三·别集类二十三》，页1490]，却对茶陵派与前七子的估计有所不见。

[111] [明]王世贞《艺林卮言》卷六，页1044。

[112] [清]朱彝尊选编《明诗综》卷二二《李东阳》，页1109。

[113] [清]朱彝尊选编《明诗综》卷二二《李东阳》，页1110。

[114] 罗宗强《明代文学想想史》，中华书局，2019年，页167。

[115] 廖可斌《明代文学想潮史》，东谈主民文学出书社，2016年，页153-154。

[116]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集部一·楚辞类》，页1267。【作者简介】李浩（1989- ），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解说，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件文化史、两汉想想史、中古文学与医疗社会史研究。王炫宁（2002- ），山东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科2024级研究生。关联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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